苏河端了一杯桌子上的茶水，他润了润喉咙，道:
“科举制度是王朝的基石之一，必须要慎重对待。
经过这几年科举的经验总结，能明显发现。
科举的重点，不应该放在四书五经上。
科举是为国选才，选择能治国安邦的人才。
科举的考题，今后要重实践、重能力、轻经义。
儒家经典，已经被宋明两朝的士子写尽了。
一些士子精通经义，但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却一窍不通。
五谷不分，只懂之乎者也。
我记得第一届科举有几名进士，至今都没有在国子监毕业。
今后科举的经义考试，考诸子百家经典，以华夏典故和文化为考题。
只需要选拔出，熟知经典的考生，不需要考题太深奥。
科举的重点考察方向，策论和能力。
策论，考察士子对治国理政的理解。
能力，根据考生的具体科目，考察他的能力。
报进士科，考察士子的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题目是各府县施政遇到的经典问题。
报律法科，就考察法律条目和断案。
报数学科，就考察数学知识。
科举各科时间错开，士子可以报多个科目，分别进行排名录取。
一个人只占一个进士名额，有士子所有科目都榜上有名，他也只占一个进士名额。
科举每年举行一次，每次一共录取150名进士。
由皇帝和内阁决定，各科录取进士的名额分配。
新科进士，进入国子监学习相应的课程，成绩合格准许毕业。
由吏部分配这些是进士的官职。
一年无法从国子监毕业，不取缔他取得的功名，但也不会分配相应官职。”
文官们听完秦王苏河讲述的科举流程。
他们有人欣喜，有人高兴。
新朝每年一次科举，每次录取150名进士。
这比之前大明，每三年一次科举，录取名额不定要好很多。
这样有士子在京城等待科考，也不会蹉跎十几年。
士子考三五次没有考上，自然会重新找生路。
新朝科举不重经义，削弱了儒家的地位。
这次科举的变化，加强了吏部的权利，削弱了国子监的权力。
国子监现在的地位，就变成了一个地位特殊的学校，不再有小吏部的称号。
礼部尚书宋康年，立刻站起身询问道:“有一个重点问题，王上没有交代清楚。
科举考试，要不要继续分南北榜。
公平公正的进行科举考试，云南贵州那些不发达的省份，可能数十年时间，一个进士都考不上。
这样一来，朝廷中的官员，都被每一个地方的人垄断。
朝廷的政策，一直偏向某一个地方。
云贵西北等地，在朝廷之中，根本发不出声。”
礼部尚书宋康年这段话，立刻激起了所有文官的记忆。
他们大多数人，出身西北地区。
响起大明朝各地区发展的差距。
只看大明朝的党争，那是东南的东林党和各党联合起来做斗争。
联合的党派，也是这浙党、楚党为主。
根本就没有陕党、川党这种党派的生存空间。
科举名额这个问题，苏河本来想偷偷公布，造成既定的事实。
“文化水平全国发展不均衡，这是事实。
南强北弱，东强西弱。
科举为国家选才，但也不能只选择某一地方的人才。
每年各省科举的进士人数，有名额限制。
最低为一人，最高为二十人。”
对于这个数额，文官们都有各自的意见。
苏河直接强压下去，名额之争涉及的利益太大，讨论数天都讨论不完。
具体的效果，根据科举士子们的反映，今后再做调整。
礼部主要负责科举，苏河已经安排完。
苏河用目光扫过吏部尚书田文恒、工部尚书张德志、户部尚书钱富文、医部尚书孔仁心。
六部这几个部门，没有发生太大变化，不需要在这个场合讨论。
苏河最终把目光，看向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元正、大理寺卿吴栋林、刑部尚书苏燕的身上。
他缓缓说道:“立法机构，已经变成议会。
执法机构的三法司，权力还要加强。
三法司，特别是地位最重要的都察院。
只要案件立案，就必须调查到底。
哪怕是首相和左都御史，都没有权利终止案件的调查。
三法司作为负责刑律的衙门，不要再用儒家思想查案审案，要用法家思想。
法家的思想，一直都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
都察院除了皇帝之外，可以调查任何人。
包括皇太子、首相、各级官员、议会议员。
宋明两朝以孝治国，不重视法律，宣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刑不上士大夫。
一些犯下重罪的士大夫，只要辞官，就会被轻轻放过。
新朝的制度完全不一样，前朝以孝治国弄得一团糟。
只靠以孝治国，国家不会太稳定。
新朝除了以孝治国外，还要以法治国。
除了皇帝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。
我们新朝要有新气象，坚决打破这种陋习。
哪怕是皇子、贵族和当朝一品大员犯法，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。
官员犯法，必须得到惩处。
官员也容易官官相护，相互遮掩各自的罪行，帮助其掩护罪行者同罪。
这些人最擅长的行为就是欺下瞒上。
百姓之中，想要民告官，现在的程序非常困难。
都察院和大理寺，要简化流程，完善民告官的程序。
官员只有接受民间的监督，才能让贪官污吏无所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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